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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红兵:中国律师事务所“走出去”的思考

8月20日下午,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事务所“走出去”专题调研。傅政华强调,各地要提升站位,把支持中国律所“走出去”作为重要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国律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更好地服务全方位对外开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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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步伐加快,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加强企业公民权益保护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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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红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较快,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涉外服务领域日益拓展,服务质量逐步提升,为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正当权益、促进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为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一行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事务所“走出去”专题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书记的指示,为中国律师“走出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奥门新浦京下载app官网 ,傅政华在调研时指出,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中国律师“走出去”,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维护,是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任务,是我国律师行业的普遍需求,也是我国律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支持中国律师“走出去”,是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需要,对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我国在海外的机构、人员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加大落实力度,加快工作进度,突出关键环节,持续推动支持律所“走出去”,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近日,司法部傅政华部长、熊选国副部长专题开展律师事务所“走出去”调研。傅政华部长特别强调,各地要提升站位,把支持中国律所“走出去”作为重要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国律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更好地服务全方位对外开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涉外法律服务业务不断拓展

江苏省司法厅以及中伦、金杜等9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对中国律师事务所而言,“走出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是发展需求,又是服务供给;既是责任,更是担当。今日我们要做的,正是高屋建瓴,立意长远,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勇做中国律师事务所“走出去”的探索者、先行军、马前卒!

一是提高认识

近年来,我国律师积极适应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需要,主动作为,高效服务,取得了显着成果。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国际交往时,常常引用中国古人的这句话:“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以心相交”,其实是在国际关系中值得践行的一种正确的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在中国流传至今的名言,深刻诠释了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重要思想观念。

司法部律师工作局涉外涉港澳台处处长刘华春告诉记者,当前,涉外法律服务范围逐步扩大,一些律师事务所业务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国际法律服务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些律师事务所采取设立境外分支机构、与国际上大型律师事务所进行业务联盟、合作等形式,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

在中国,“义”与“信”完美地集中于“君子”之一身,如《论语》有言:“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互信”,正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之基石。而“信”本身,正透露出并传递了一种“法治思维”和“法律方式”,也正是“法律服务”之要义。

据统计,目前,我国律师事务所在境外设立了122家分支机构,2018年共办理各类法律事务3.2万多件。

法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法律作为一门科学、一种治国理念、一类理政方式,其有规律性、科学性、普世性,是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共享的前提是共商,共享的基础是共建,共享的结果便是共赢。在此过程中,共商的语言是法律、共建的基石是法律、共享的保障是法律、共赢的预期依然是法律。例如前面提到的“信”。在许多相关国家的法律中,“诚实信用”均为其民法之基。因此,致力于睦邻友好和共同繁荣,以“信”为基的法律体系,无疑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催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激发了积极的向心力,定能成为各国交流与合作的思想基础、价值引领和实施保障。

同时,我国律师积极参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外知识产权争议、境外投融资等法律事务,努力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提供法律服务,业务领域不断拓展。2018年,国内律师共办理涉外法律事务近12.7万件。

可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同时,还应强调法律直通。法律直通是政策沟通的“升级版”,是设施联通的“护航者”,是贸易畅通的“大路条”,是资金融通的“润滑剂”,是民心相通的“定心丸”。当然“徒法不能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直通车如果没有轨道、没有纽带,自然无法到达理想的彼岸。广大律师,正是法律的实施者、实践者,是法律服务的设计者、供给者,是法律直通的行者、使者,作用重大、不可或缺。

近年来,我国律师还积极为我国企业和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服务,办理了许多重大涉外案件,为维护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作用日益显现。

可以这样说,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法律服务工作不应是“后进者”,而应当是“先行军”;不仅要“跟着”投资与贸易“走出去”在“后面”,而且要“陪着”投资与贸易“走出去”在“旁边”,更要“领着”投资与贸易“走出去”在“前面”。正可谓:“一带一路”,法律先行,律师领军。

二是把握规律

法律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推进

一个是法律服务业自身的规律。

中国律师应该牢固树立律师行业服务于发展大局即服务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服务观”,充分认识法律服务的“从属性”与“适应性”,深刻研究经济发展规律、企业运营规律,把握法律服务业发展规律,形成法律服务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奠定基础。

早在1992年,中国就启动了外国和香港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和内地设立办事处的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认真严格履行WTO承诺,积极推动法律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发展迅速。

同时,在充分认识并发挥法律服务规范性、保障性功能的同时,我们要进一步理解与把握法律服务的引领性与推动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同样,法律服务的功能不仅是“保驾护航”,而且还应该是“推波助澜”;不仅规范、保障,更有引领、推动。

据了解,目前,共有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家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了302家代表机构,分布在全国11个省。

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律师的价值与功能不仅是服务本身,而且还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文一案中讲述中国法治故事、中国律师故事,为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建设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树立并增强中国律师于其中的话语权、影响力与美誉度。

2014年,我国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在上海自贸区内与国内律师事务所实行联营,互派法律顾问,目前有5家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与国内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联营。

另一个是律师事务所本身的发展规律。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事务所代表处及其代表,依照中国法律规定,为中外客户提供法律服务,与中国律师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合作,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刘华春说。

经过四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律师事务所逐步形成专业化、规范化以及规模化、国际化的模式发展共识,也涌现出一批规模大所、专业强所、品牌名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律师事务所的治理方式与发展模式亦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不断优化。

我们理解,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国际化首先是一个“目标”,是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之一。其次,国际化又是一个“指标”,是大所的标配、强所的必备。第三,国际化是一个“过程”,既是一个发展上的时间的进程,又是阶段性的整合的过程。四是,国际化是一个“手段”,是发展的手段,要和律师事务所现时的发展阶段相匹配,要和律师队伍的规模与专业现状相匹配,不能搞“一窝蜂”,不能搞“一阵风”,要有计划,有步骤,有落实。第五,国际化是一个“体系”。设机构、搞联营、入联盟、拉组织、行合并、建队伍、做业务“一个都不能少”。工作效果要体现在涉外法律服务团队的业务上、业绩上,不能纯粹“高大上”,更要拒绝“假大空”。

相关开放政策取得显着成效

三是创新模式

律师事务所“走出去”应该体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所、因人,因时、因地,因情、因势,善打“组合拳”,创造新模式,占据制高点,掌握主动权。

自2003年内地与港澳特区政府签署CEPA以来,每年进行一轮谈判,内地陆续出台了26项对港澳法律服务业的开放措施。

例如在“设机构”方面,金杜、君合、国浩等所已在美国东西海岸诸城树起了牌子,中伦、锦天城、通力等所的办公室已挺立在英国伦敦,大成、德恒、国浩等所也已登上欧洲大陆中心,段和段、京师、盈科等所正在挺进中亚核心,八谦万象办公室律师在中国公民于老挝遭遇车祸后第一时间提供法律援助,金鹏所于日前的2019年8月28日抢滩加拿大成功。从实践中看,这些律师事务所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设立境外机构,有的属于“自建”,中国律师事务所派驻人员、投入资金、一体运营、主导管理;有的则侧重于“输出品牌”,律师队伍以所在国律师为主,事务所用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品牌,由双方联建联营。

刘华春告诉记者,这些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类,首先是为港澳律师事务所进入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开展涉港澳涉外法律服务提供更多便利,逐步放宽限制。

再如在“入联盟”方面,老牌的国际律所君合、中伦、方达、通力分别是Lex
Mundi及Multilaw、World Law Group、Ius Laboris、First Law
International的中国律师事务所成员;作为后起之秀的汉坤则加入了World
Service Group、Pacific Rim Advisory
Council;世泽、汇衡为Meritas中国地区的成员律所。今年5月9日至10日ALFA
International亚太年会在上海举行,国浩作为ALFA在中国的唯一成员所承办了本届年会。应该说,加入国际知名的律所联盟组织,中国律师参与其中,提高了站位,交到了朋友,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见识,增进了合作,对提升涉外法律服务的能力,搭建了平台,提供了条件。

其次是陆续创设了密切两地律师业合作的新途径新机制,如在CEPA框架下,把内地与港澳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范围扩大到全国;允许广东省内地与港澳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内地律师受理、承办内地法律适用的行政诉讼法律事务,以本所名义聘请港澳律师等。

又如在“拉组织”方面,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建立由自己倡议、牵头、主导的律所间联盟性组织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今年4月23日,在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由国浩编制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协作体2018年报》正式发布。此前的2017年7月该协作体由国浩以及香港易周、新加坡泰乐信、澳大利亚Maddocks、瑞典Magnusson等律所发起,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4家法律服务机构成为其成员,通过信息共享、专业论坛、外事交流、业务合作、协同服务,共商法律服务合作大计,共建法律服务合作平台,共享法律服务合作成果。

目前,香港特区律师事务所已在内地设立62家代表处,先后有11家港澳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合伙型联营,38名港澳律师派驻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40余名港澳律师受雇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

还有在“搞联营”方面,早在2003年即有内地律师事务所根据CEPA政策,进入香港与香港律师事务所开展联营;此后又有不少内地律师事务所根据香港律师会规则,在香港与香港律师事务所实施联营,为这些律师事务所在香港开展本土化运营打下基础;随着上海自贸区政策的实施,目前已有奋迅与贝克·麦坚时、瀛泰与夏礼文等6家境外与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自贸区开展联营,以境外律师事务所“走进来”的方式,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律师事务所“走出去”。

三是允许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港澳居民在内地申请律师执业,并逐步扩大在内地的执业范围。目前,港澳居民身份律师在内地法院代理的涉港澳民事案件的范围,从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扩大至涉港澳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诉讼。200多名港澳居民已在内地获准从事律师职业。

四是协同发展

此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公证协会近年来先后与香港律师会和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建立起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

首先是服务对象上律师“走出去”与企业“走出去”的协同。对律师们而言,以前可能是“坐等”,现在一定要“出击”;过去叫“请律师”,今天我们应该“送服务”。投资与贸易“走出去”,自有法律服务需求,且千变万化,各有不同,我们要“有求必应”,但同时更要“创造需求”,其实这也正是法律工作和律师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次是服务内容上非诉讼业务与诉讼业务的协调。涉外法律服务不仅包括双边贸易、跨国并购、跨境融资领域的服务,而且更应当加大争议解决的律师参与力度。我们欣喜地看到,2018年10月金诚同达协助中国氟聚产业在美国对华聚四氟乙烯树脂产品反倾销调查中获得完胜;德和衡在帮助银行、企业进行跨国债务诉讼的同时,成功代表中国受害企业进行了针对“红通”人员的海外追赃诉讼。

涉外律师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再次是服务队伍上中国律师与其他中介机构的协作。应当提倡集团出海、集约作战、集成服务、集合介入。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多个法律服务团队,共同防范法律风险、解决法律纠纷。同时,律师还应携手会计师、评估师、咨询师、标准计量师等一起,共同“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综合性服务。而且,各国法律界人士应当联手协作,打造“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舰队”,让政策更通、设施更联、贸易更畅、资金更融、各国人民更友好。

五是强化保障

据了解,近年来,司法部高度重视涉外律师人才培养,采取措施加大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力度,努力提升我国律师队伍的国际竞争力。

既然国际化是律师事务所发展的战略,而战略本身则至少包括目标愿景、实现路径、保障措施等诸方面。因此保障措施必不可少。在各项保障措施中,培养涉外法律服务人才乃重中之重。许多律师事务所采取了“送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进校园”与“重实战”相统一的综合性、系统化方式,打造一支优秀的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同时,政府的支持保障不可或缺,应当从全局性、战略化、持续性的角度,支持与保障中国律师事务所“走出去”行稳致远。

2018年4月以来,司法部积极开展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今年3月,编印发布《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册》,并在司法部官网开通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查询系统,共收录985名优秀涉外律师相关信息,涵盖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海商海事、金融与资本市场、跨国犯罪追逃追赃、跨境投资、民商事诉讼与仲裁、能源与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等9个涉外法律服务领域,供各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选聘涉外律师时参考。

笔者作为政协委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了一个“关于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的提案”,文中建议:

司法部、全国律协经过深入调研论证,研究制订了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着力培养精通相关领域业务和国际规则、具有全球视野、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的,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复合型、高素质律师领军人才。

布局网络。在鼓励和支持中国律师事务所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驻在国法律服务方面,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应该提供换汇审批、换汇额度、外汇汇出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外事部门及司法行政部门应该给予资金补贴,税务部门应该将中国律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的业务收入数额抵扣该律师事务所在境内的应纳税所得额并给予税收优惠。

“目前,已组织六批共234名律师先后赴德国、西班牙、美国、英国等国家学习交流。”刘华春告诉记者。

培育队伍。政府人力资源部门应将培养涉外律师人才纳入国家总体人才培养规划。鼓励律师事务所因所制宜组织实施涉外律师人才境外培养培训,相关培训费用由税务部门允许于税前扣除。政府应着力培养涉外仲裁员队伍。司法行政部门、贸促会及商会等应推荐涉外专业仲裁员至国际仲裁机构担任决策机构成员、专家机构成员、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推荐优秀青年涉外律师及法学院学生至境外仲裁机构秘书处担任工作人员或实习人员。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设立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对上述教育培训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并提供培训生源。

下一步,司法部将继续大力推进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发展,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更好地保驾护航。

组建机构。除鼓励中国的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加入国际性律师联盟外,国家外事部门及司法行政部门应支持中国的律师事务所牵头创建国际性、联盟性跨境法律服务协作体,如需审批的应给予指导,对其日常活动经费应统筹资金给予支持。

作者丨蔡长春

参与论坛。政府相关部门应许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官方身份参加国家“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参与策划并承办以“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为主题的分论坛,在此基础上允许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为高峰论坛的常规性参与方,全面、深入地参与高峰论坛活动及其相关组织工作。

编辑 | 李小凤

强化服务。中国外事主管部门应推荐中国律师事务所及境外分支机构担任中国使领馆的常年法律顾问;使领馆可推荐上述律师事务所为在当地的中国企业及公民提供相应法律服务;使领馆亦应建立相应的法律参赞制度。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应出台政策、制定规则,要求并组织相关国企、民企在“走出去”过程中,建立聘请中国律师担任中国法律顾问并由中国律师牵头选定国际律师、组织律师顾问团的制度。

司法部出品

在今年政协大会上,同时也有委员提出了“关于助推中国律师事务所服务维护海外机构人员合法权益的提案”以及相关建议。据悉,对于上述提案和建议,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均予以重视,并积极研究拟进一步出台相关支持保障措施。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踏平坎坷成大道,一路豪歌向天涯”。中国律师事务所将勇做“走出去”的探索者,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负重望,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改革开放,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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